农村上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打我记事起，父母为了给我们筹学费，不知愁了多少难眠的夜。儿时起，“学费”两字就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如丝如缕，时时缠绕在我心头……
我家兄妹四人，我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一妹，都瓜瓞延绵般出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贫穷是那个年代的标签，更是农村的“代名词”，那时小学每学期的学费虽然不到一张“大团结”，但对于孩子多的家庭，都会倍感压力，我家亦如是。现在的孩子可能难以置信，甚至嗤之以鼻，但那就是事实。
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父母不希望下一代重操他们的旧业，在对待子女读书的问题上，父母开明且一致共识：哪怕日子过得再苦再难，也不能苦孩子；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
父亲少年时在长堰中学求过学，艰难度过一年半光景，恰逢大饥荒年月，就连照得见人影的稀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不得不缀学讨生计；母亲曾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夜校，虽识字不多，但受识文断字外公的影响，深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道理。
父母将他们没能完成的夙愿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们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教导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读书是你们跳出农门的最好途径，能决定将来穿草鞋还是皮鞋……普天之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一对父母，都对他们的子女寄予厚望！
其时，穷家薄业。在我们年幼还没到上学年龄的那几年，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在田地里勤扒苦做，经过几年的积积攒攒，终于将我家居住的半边土坯屋改扩建成宽敞明亮，有四间房的石瓦屋。建房艰辛，自不待言，也使得原本就一穷二白的家庭更是空空如洗。
父母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我们兄弟姐妹相继到了上学年龄，父母就为我们的学费发愁。那一年，父母计划春节前把猪圈喂养的一头肥猪宰了，好肉卖给左邻右舍，剩下的留下过年自用。这样初九开学报名的学费和春耕农用物资等都有着落。
计划赶不上变化，元旦刚过，即将迈进花甲之年的外婆就因二次中风，住进黄陂人民医院。快到出院交钱的前两天，心急如焚的父母横下一条心，精心饲养的肥猪提前完成了它的“使命”（记得那年生猪收购价格0.4元每斤，猪肉价格0.78元每斤），辛苦喂养一年，才挣得近80元。
母亲将卖猪的钱放在口袋里，之后就忙里忙外，结果快到天黑时，一摸口袋，钱不翼而飞。这可吓坏了父母，急得团团转，满头大汗，找进找出，终究苍天有眼，最后在房间的床踏板角落边上寻觅到，母亲喜极而泣。那可是救命钱啊。
翌日，凌晨三时，母亲将家里仅有的20元，再加上卖猪的近80元凑一起，交给父亲。因担心路上有打劫的，母亲就将钱缝置于父亲夹层棉袄中。父亲带上煮熟的红薯，披星戴月，顶着凛冽北风，拖着放置枕头、棉被的板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村庄。
父亲经过陡峭的上下坡，后沿318国道，赶往20公里开外的县人民医院。那年头，冬天总是格外寒冷，何况是天寒地冻的凌晨。后来听三姨讲，她当时在县人民医院照顾外婆，在病房里，见我父亲眉毛和胡子挂满白霜那一刻，外婆热泪盈眶。
生活总得继续。父母将自家喂养的鸡宰了三只，从乡邻赊了近十斤猪肉，再加上村里也分了大小不一的几条鲢鱼，就是年货了。少量的鱼肉荤腥，是用来招待人来客往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眼巴巴地伸长了脖子，闻从厨房飘来平时很难闻到的肉香。
时光总是把人愁，年年考验着父母。虽说春季愁、秋季愁，但愁归愁，父母总能在开学当天，将或新或旧的充满着希冀的钞票，准时交到我们手中，至于是如何筹到的，少不更事，我们不得而知。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肚子饿得呱呱叫，就进灶房觅食，发现灶堂内稻草末子有零星余火，摇一摇火柴盒，空的。
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余火是晚饭烧火用的，原来家里已经“弹尽粮绝”，连买火柴的钱都没有了，真正的“山穷水尽”。即使这样，父母从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悲观叹气，怕我们打退堂鼓。这一记忆瞬间，使我们在后来的读书中不敢瞎用一分钱，只因每一分钱都凝聚着父母的血汗。
也依稀记得雪中送炭的奶奶（跟随幺父生活，住在村北），在一个快要开学的午后，踮着小脚，从村北走到村南，在我家小院里，奶奶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拿出褪了色、一层又一层地紧紧包裹着，带有一股霉味的手帕，里面是一角、两角、五角的硬币和纸币，大概有五元的样子。
我望着布满皱纹，慈爱而温良、面带笑容的奶奶时，满是感激。这是奶奶平时卖鸡蛋以及省吃俭用，不知积攒多长时间才存起来的。后来，奶奶也时常默默支助。此生最遗憾的是，在我大学毕业不到半年的那年腊八，奶奶躺下几天后，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孝敬奶奶的机会戛然而止。
那些年，伴随日益膨胀、节节攀升的学费，为了给我们筹学费，父母想了许多办法。父亲闲时开荒了好几亩田地，来增加微薄收成，晚间用笼子下黄鳝，第二天清晨拿到集市上去卖。母亲每年养两到三头猪，并增加养鸡的数量。但越是着急用钱，往往屋漏偏逢连夜雨，上午还活蹦乱跳的猪或鸡，下午或晚上却一命呜呼。
后来，父亲又学做挂面，做粮食酒，起五更睡半夜。但那年头，大家多半贫困，赊账很多，无法继续经营。多年以后，那些泛黄褪色的账本随着旧房拆除，灰飞烟灭。再后来，农闲时，父亲跟随湾里的叔伯房兄弟去钟祥、沙洋一带出苦力打铁，母亲在家从早忙到晚，挑水、刷锅填灶、喂猪、种菜、做农活、缝补浆洗，我们则是放学后便回家帮忙……
进入九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我由初中升入高中，其时，学费由初一的37元至初三时涨到125元，高一由165元至高三时涨到280元。姐和哥分别在武汉读大专和中专。这个时候，我家一学期的学费就要一千多，还不算生活费。虽然哥姐利用寒暑假打工挣学费，但家里仍是举步维艰。
懂事的妹妹以自己读不进为理由，在离初中毕业还差一学期时辍学。为这事，父母时常挂在嘴边，总觉得亏欠妹妹。那时，村里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父亲和妹妹紧跟潮流，到汉口炸油条、麻花……做各种小生意挣钱。母亲仍在老家守着几亩薄田，我则是两个星期回一次家，补充“粮草”。
1996年中秋节，我从武汉回乡下，帮母亲把家里晒干的花生收好后，大包小包地带些米、油、菜，接母亲一起到汉口。至此，我家主要靠田地的日子结束。那年也是我到武汉求学的第二年，一年学费住宿费是三千左右。那时，姐哥都刚刚毕业工作不久，我的学费是家里倾其所有凑合借来的。
母亲到汉口后与父亲一起摆水果摊，风吹雨淋，起早贪黑。她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也学会了算账。我周末和节假日从武昌到汉口帮父母的忙，那会儿用的是弹簧秤，我练就了算账飞快的本领，任何水果一放秤上，重量一出，价格立马报出，比按计算器快得多。再后来，妹妹开化妆品店，筹学费的路越来越宽。我最后一年的学费和家中因读书借钱的债也在香港回归那一年一并清了。
斗转星移，回首往事。父母常说，以前年轻有力，在田地里拼命干都挣不到钱，而改革开放后，经济活了，只要肯吃苦不怕累，都能挣到钱。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一路走来，愁了多年的学费终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父母以坚韧不拔、隐忍和执着，历经磨难，终使我们“脱离”农村“跳”出农门，父母当初高瞻远瞩，制定的“宏伟”目标终究得以实现。使命使然，天下父母都如是。
筹学费哟，愁学费！夜幕下，繁星点点，我朝故乡的方向仰望着，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舒坦……
梅明，武汉黄陂蔡榨人，出生于70年代中期。在外谋生20余年，现定居浙江温州，喜爱乡土文章。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