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战争、变法，还是革命、改革等重大事件，都与农民息息相关。农民的生存状态及投奔动向，极大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演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家乡有一对小夫妻，以做豆腐起家，花了四万元，在黄陂城区买了一栋三层三间楼房。
这，算不算也是带动日后房地产狂飙、农村产业空心化的那双蝴蝶的翅膀呢？
当我努力工作，从车间调进科室，思考着人生时，这对小夫妻通过实实在在的积累，完成了从租户到房东的脱变——一楼作坊，二楼居住，三楼出租。
三层楼与工厂一堤之隔，我们三个单身男工以每月七十元租金，合租了三楼的一间。年轻人总是想着简单快乐的事，对于楼下作坊的轰鸣和劳作，是视而不见的。每次上下路过时，眼光和心思，也不会在这里多作停留。
直到有一天，房东的小姨妹来了。
天然微曲的头发，又粗又长的麻花辫，精致的小脸，红底碎花上衣的袖口总显得没有手臂长，宽松的长裤，解放牌球鞋……这穿着，这神态，既有一种穿越感，又似曾相识。
小姨妹的到来，给这个空大的楼房，带来了亮色，给我们三个单身汉带来快乐的话题和遐想。有人说像小芳，有人说像刘巧珍，我却说像铁梅。对，就是那个担水劈柴拾煤渣的铁梅！
于是我们仨开始注意作坊的动态，上下班时，不再匆匆而过，而是放慢脚步，眼神在搜索，以期与小姨妹搭个讪。
小姨妹总在忙碌，不是骑自行车从街上风风火火回来，就是拉着三轮车匆匆忙忙载货出门；不是在洗衣服，就是在做饭；不是在淘豆子，就是在压榨。她从没正眼看过我们，不，就算瞟一眼也没有，可能是太忙了吧。
其实是我们想多了。就算走碰面了，她既不减速也不让路更不对视。犀利的眼神，不是傲视，不是鄙视，也不是自卑，就是明明白白的无视。这气场，把玩世不恭的痞气碾压得一地粉末。
“一朵带刺的玫瑰！”我们不约而同地、恨恨地说。
后来，两个工友相继谈女朋友了、退租了。我一个人承受着每月七十元的“巨额”租金，继续住在这里。
后来，小姨妹的母亲和弟弟也住进来了。她母亲是一位非常和蔼健谈的老人，无论什么人，她都可以很自然地切入话题，然后不急不缓，娓娓道来。
她弟弟眉清目秀，是个很安静的孩子，只是面色苍白，走路乏力的样子。他有时上楼来与我聊天下棋。我有时下去坐坐。
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餐桌上总有一碗咸菜，再加上一盘青菜或者萝卜。偶尔有点肉或者鸡蛋，母亲和她从不沾筷，只留给弟弟吃。
慢慢知道，她十二岁就没有了父亲。十五岁才穿上平生第一件袄子，那是给姐姐带孩子的年终奖励，害得姐姐与姐夫吵了一架。母亲曾雄心壮志，带着几个未成年孩子打石头，印水泥砖，准备建新房。由于地基与人扯皮，终是势力单薄，抵不过别人。
新房没建成，弟弟却得了幸子的病。建房的钱都送给医院，还欠了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几岁的女孩学着犁田耙地，拼命想从黄土地里多刨一点救命钱，总是入不敷出。每次进门看见寡母患弟，心头千斤重。
上无父兄，下有患弟，走投无路。年少志气高，她决定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老母猪，置业做豆腐。一个女孩只身来到陌生的小城，单枪匹马做豆腐，我从来没听说过。
城市路面硬，难以扎根；城市人情冷，没有母爱；城市楼房高，遮着梦想。当人们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女孩，挑着担子游街串巷时，可曾知道，她瘦弱的身体，担负着一个家庭。
冬天下雪，天冷路滑，用草绳绑着鞋，遮不住冻得红肿的脚趾。这情景往往刺痛婆婆大妈们的慈悲情怀，动员街坊邻里把担子里的豆腐买个光。积攒一捆捆毛票，一次次送给了医院。为了弟弟能在人世多活一天，收银小姐鄙夷的表情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姐姐在鲁台买了楼房，她就退了老三街那边的，来与姐姐一起住。一来可以借用姐姐的作坊，二来可以带母亲和弟弟来住，还可以帮姐姐看孩子做点家务，于是才有我们的相遇。
后来工厂停工改产，我去外面打临时工。恢复生产时，已是一年以后，我还是租住在老地方。得知她弟弟已不在人间时，我非常震惊！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我想安慰安慰她。不料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悲伤，表情依然坚毅，不说一个苦字，也不多谈弟弟。
后来才知道，当弟弟死在协和医院手术台上时，她只身斗胆，强行把弟弟尸体从手台上抢下，为的是让母亲能看到弟弟最后一眼。医护人员拦着，要按规定把尸体送入太平间，然后火化。
“你们让开！我弟弟没死！我要把他送北京治疗！”一声怒吼，把对方镇住了。
长途汽车上，她用最新的毛毯包裹着弟弟，只露出他浓密的头发，紧紧贴着自己的脸。一是想最后多亲近弟弟一会，二是想遮掩司机和乘客。此时不知真相的母亲正守在村头，盼望着儿子出院平安归来。当她看见唯一的宝贝儿子全身冰冷，没有气息，再也不喊妈妈时，该是怎样的天昏地暗？
她依然没日没夜的忙碌。晚上十二点下班，看见她在作坊。早上起来去买菜，看见她在买豆腐——这不叫铁梅，叫铁人！
窗台上，一米阳光，照着几双满是尘迹沾满卤水和汗水的球鞋——很多时候，她来不及洗。我偷偷拿下来洗干净，然后偷偷放回原处，为了不露痕迹，故意放几片草叶在鞋上面。
洗着球鞋，没有风花雪月，没有诗情画意，只有沉重的生活。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现实。
后来才知道，弟弟病不治好，她不打算嫁人。只是，当我知道这是她心中最底层，从不示人的残酷立誓和戒律时，她开始打扮，并罕见地看琼瑶书。
我们终于能一起散步了。没有卿卿我我，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儿女情长，只有实实在在的表白。
我说工厂总这样摇摇欲坠，只怕以后连一个正当职业也没有。
她说我们有一双手。
我说我家说得好听，其实是纸糊的灯——外表光艳。
她说与富人本不是一路人。
我说父母已老，哥哥姐姐都成家，在城里买不起房。就算买一组家具，凭我那点工资也够呛。
她说不需要我买房，也不需要我置家具，只要一份定情信物。
然后我们一起去武汉商场。我给她买了三金（戒指耳环项链）和一件外衣。没想到她带我去汉正街，主动买了几大包床上用品。
一九九五年十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大哥亲自开着小车，母亲坐在副驾驶位置，我们坐在后面。车窗外阳光熙和，两旁绿树匀速后闪。车里是愉悦的音乐，伴随着母亲的微笑。
从蔡店一路南行，直奔黄陂二招。二招大厅是婚宴现场——小姨妹成了我的新娘！此刻此境，她最美。
婚后我依然上着班。她依然做豆腐，只是从姐姐家搬出来了，另外租了一个场地。
成了自己的事，我才开始留意豆腐制作全过程。
一个长方形灶台，不需要太高，一头是入柴口，一头是出烟口。灶台上是一口径大于一米的铁锅。电动磨浆机就架在灶台上，出浆口对着大铁锅。
首先，烧一锅水，一边烧水一边磨浆。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火不能太大，防止浆烧糊了，要不断铲动锅底。第二，防止泡沫太多引起漫浆。这时要用竹丝束刷浆，万一刷不下去，得用消泡剂。然后过滤，尽量把豆渣里面的豆浆压出来。
然后是点卤，这个环节很关键。豆浆是蛋白质与水的交融体，利用石膏（CaSO?）进入豆浆后，其中所带的正离子与负离子会和豆浆中的水分子结合，打破蛋白质和水的交融状态，使蛋白质颗粒凝聚，形成沉淀团粒。分散的蛋白质团粒会很快聚集到一起，形成整体状的豆腐脑。
从这个原理看，石膏如果用少了，会影响凝聚效果，豆腐脑无法成型。如果用多了，色泽不晶亮，口味带涩。
豆腐制作工艺在中国已经有二千年历史，中国人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成语。西方人则是在其后一千八百多年，才从科学的角度，总结了“胶体凝聚”原理。这，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我八个小时上班，八个小时帮作坊，八个小时睡觉。尽量安排适合的时间泡豆子，淘豆子，磨豆子，烧浆，过滤，压浆。然后我再去睡觉，同时她起床。点卤，上框，压榨等技术活都是她做。天蒙蒙亮，各种豆制品已做好，她骑着三轮车出去叫卖，直到十二点钟，回家后洗衣服，洗包布，做饭。下午又出去叫卖一会，回家后打理现场，又开始准备第二天活计。
轮休时，我们一起去装柴。黄陂五建公司在理林大道旁，有一个下属木材加工厂。车间里机床下满地的刨花和木屑，一元钱一麻布袋，随便装。
装柴得起早，去大门口站班，有时得半夜去，不然早有几个同行去了就没柴装。刨花木屑也有软硬之分，硬柴当然熬火些。如果遇上霸道横蛮的同行，霸占了硬柴，我们不去与他争抢，管它软柴硬柴，能烧就行。
一麻袋刨花木屑，用木棍筑了又筑，直到麻袋肚胀腰圆，少说也有百把斤。一辆三轮车大概只能载五六袋。由理林大道口上滠水大堤，是一段较长的陡坡。那时坡面没硬化，坑坑洼洼。每次上坡，我俩的身体与坡面角度小于30°才有可能上行。幸运的是，很多时候，总遇到好心人来帮我们推车。
上了河堤，然后过大桥，一路轻松不少。丝绸厂门口有一段很长的坡，虽然不算陡。每次到这里，她就停下来，让我先回家，说她一个人拉。我说都要上坡了，一起推回家吧。她又说豆子泡好了，快回家滤豆子。或者说她饿了，快去洗米蒸饭。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里经常有同事路过，她怕少不了闲言碎语，为我保留着那点最底的体面。
我们的付出终有回报，结婚不到一年，我们竟然可以拿出百分之五十的首付，平生第一次，买了属于我们的新房。第二年八月十八日，儿子出生了。母亲来帮我们带孩子。
那时总是期盼着未来，却把当下的日子过得敷衍而忙碌。殊不知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难得的时光，关上门，我生命中最爱的人都在一起。
现在想来，只有母亲生活得明白。她总是不慌不忙，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用慈爱的目光抚摸着这个新家的每处角落。她知道含饴弄孙，是古稀之年最后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幸。
如果母亲有在天之灵，看到她曾经抚摸过的襁褓中的小孙儿，如今学有所成，与导师一起在手术台上治病救人，一定会含笑九泉吧！
（编审 | Mr.Lee）
